【央视快评】报效国家 服务人民

翟小波博士早在硕士阶段就对宪法司法化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质疑[ii]，近年来其更是通过对中国的代议机关至上的人民宪政的解释性的正面建构，凸显其宪法民主化的学术总脉[iii]。

第二个背景是什么呢？要追溯中国的古今之变，从中国传统历史中是难以演化出一个现代政治来的。我不能说对宪法表面肯定或第一眼肯定，人家马上会说你是实质反对，多看一眼就否定。

问题是，这样的一群人制定宪法，有何必要？又有何意义？如果回到社会，就可以发现最合适的立宪主体。实际上宪政的技术就是按照一个先在的文本来说理。他的那个排序方法应该慢慢倒过来，我们宪法中蕴含着一些生命力的东西，它们是宪法的真精神，排序应该在前，这才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方法论。这时，不同原则之间便以冲突的形式出现了。我们一般的想象就是选举，历史上存在过多种程序，其实抽签也许更公平。

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来改成执政党。政治宪法学应该从国家建构上升到政治建构的层面，只有政治建构实现了，我们才能避免社会革命。作为第三方的民主党派是提出宪政的重要发起人，共产党的宪政观与他们的宪政理念是一致的，都是基于时局并为国家大局着想的决策。

依法治国被确立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这是执政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当时，在共产党看来，国体的问题高于政体，宪政的当务之急首先是要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但共产党的宪政主张并不是自己当政的宪政许诺，而是建立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府，这不仅是一种政治主张，更是一种政治胸怀。基于此，有人对西方语境下宪政的概念做了最简明的界定，只有两个字，就是限权。也就是说，国民党的宪政运动，其缘起不是主动的，不是其价值观使然，而是被动的政治斗争需要和政治宣传手段。

总之，法治建设的步子越迈越大，越走越坚实。从源流上看，宪政是来自西方的产物，是英、法、美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大创造，其原始的含义，我们不妨把西方学者的阐述拿来：华盛顿大学丹·莱夫教授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

中国第一个界定宪政的学者是梁启超。共产党是在适宜的时机下提出国家现实的民主载体。他说，立宪非他，即是众治。这一主张的合理、合法性在于，其一，不是只站在共产党一己地位思考中国的未来，而是全面顾及了所有的革命阶级，也就是说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

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要积极的主动地参加与领导这一民主宪政运动，使之成为发动广大民众，实现民主政治的有力的群众运动，要借此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实现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之民主权利，作为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各地应成立国民宪政促进会的群众团体……迫使国民党采取比较进步的办法，同时不拒绝同各党派讨论临时折中办法，并严厉批评各种反对国民大会、反对宪政、反对民主的言论与行动。宪政的前提是良宪，宪法是静态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宪法。日语将英文的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拉丁化表达为kensei，并按现代日语外来词汉译的习惯译之为宪政。第二，关于宪政的载体——宪政制度。

再次，共产党的宪政主张极具合理性和根本合法性。[10]透析蒋介石的宪政观，一是将宪政与加强其领导地位相联系，二是将宪政与加强民众守法意识，维护社会秩序相联系。

中国当下政制，是中国近代以来宪政运行最富时代特色、中国特色，最富理性的政治实践，它从宪法、宪政制度、路径选择、逻辑起点与焦点问题等多方入手，是渐进的、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宪政运行模式。迄今四次宪法修正案及修宪过程，则进一步表明了我们的宪法精神和宪政意识。

[8]但紧接着强调，在抗战没有结束以前，当然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要以军政时期的工作为主。近年来，一方面，选举制度不断完善，民众与代表和政府的沟通渠道不断拓宽。因此，1939年以后出现了宪政的政府推动现象。1937年初步承认了各党合法地位，1938年设立了国民参政会。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中国宪政的历史尽管是充满遗憾的不完美的政治实践，但对今天宪政运作的启示还是相当深刻的。

为此，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增强执政能力，在实现党内民主化、依法执政、科学执政等关键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既考虑了体制内的认可，也与其他在野党派呼应，可谓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政治运筹。

众治则不得不用从众代表一制。严复在个人自由、权利与国家自由、富强之间痛苦地彷徨，最后，还是群体的自由压倒了个体的自由，国家的富强成为高于个体自由权利的主题。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进行宪政建设，不能没有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其一，只有把宪政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而不是形象工程，宪政才能由观念变为真正的现实运动。

本文在百年宪政的大背景下，仅择取中国国内战争期间特别是新民主主义宪政一段进行较为深入地解读，试图探析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宪政实践的历史理念、经验和相对于今天的缺憾，以期对中国当下的政制改革提供有价值且较为直接的资源借鉴和底蕴支持。改革开放至今，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开始凸显，这一时期的宪政建设，更需要一个执政胸怀、执政能力、执政经验都不一般的政党来协调。进一步增强法律至上观念，包括党要带头守法的观念。……将‘法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使‘法有民主主义的内容，决不是只问合乎旧法统或不合乎旧法统，而不问这个旧法统是法西斯的或不是法西斯的。

我国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宏观制度和观念上是早已完成的课题，问题在于落实的细则和落实的程度。经过了战争考验、新民主主义宪政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执政教训与经验的历练，证明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进行宪政建设的，只有中国共产党。

再次还原历史的语境，这也是当时救亡的时代主题使然。内容提要：舶自西方的宪政，在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其内涵各有不同。

他将宪政界定为立宪君主国政体之省称也[4]。究其原因，概因当时中国的执政环境所决定，时值中国内外交困之际，政府威权积弱积危，全国民众在救亡的主题下都企盼着国家威权强大，其注意点都在强国上而不在限权上，也就是说限权尚提不到日程。

问题的难点和焦点在于正确处理好三者的关系。2004年修宪，又进一步声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19]。特别是1999年修宪，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二，联合政府本身包含了真正宪政的前提性因素，即不同的利益集团——分权制衡的格局。

作为执政党，党的领导体制、执政方式和奋斗目标对宪政建设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当时国共两党的宪政观分歧，不是方式方法的分歧，而是宪政理念上的分歧，国民党是在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利用宪政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13]透析毛泽东的宪政观，其方法是将宪政与民主相关联并且互释，其主旨是抓住政权合法性的根源即民主，其架构相对孙中山的政体说，毛泽东的宪政观可以说是国体说。深挖中国历史上宪政内涵的嬗变之因，才能深刻解读今天宪政实践的实质、路径、问题的解决，也才能为中国未来宪政的发展增添理论与实践价值

因此可见，他的宪政实质是试图把握宪政的话语权，将社会上的宪政呼声特别是体制外的民主诉求，用各种办法理顺到体制内，通过对宪政话语权的控制来消解民主诉求，以达到对社会思想舆论的控制。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进行宪政建设，不能没有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